在車廂內,何生提起Ave的處境。
他說
一個受個教育的女子竟然要來港做家傭的工作,是一個值得關注的文化現象。
我忘記向他說,她的人生即將會改寫,因為她會在不久的將來和一個印尼人訂婚,而那個人正在丹麥工作。約滿後她會在那裏定居,學丹麥語和讀書。
當我還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到北歐去看冰川及北極光的時候,她已經比我先行了一步。所以我經常都取笑她是未來的丹麥皇妃。
媽媽還說要陪她到Aalborg一趟,其實我也想去看看呢,不過當我考慮到去那裏要轉三次機,還要獨力一邊推著她,照顧她,一邊拖著行李,那簡直是mission impossible。沒法子,我惟有打消這個念頭。
雖然她的人生似乎有轉機,但我都不禁為她擔心。
那個所謂的終身對象其實與她素昧謀面,全程都只靠msn和長途電話傳情。當然在虚擬世界裏的感情有可能比現實世界裏來得更真切動人,但對我來說,這場關係到終身幸福的賭注未免大了點吧。
她的處境,令我想起近日上contemporary culture有關diaspora和cultural identity的討論。她的人生可以用「向世界出發」來形容,由出生地中爪哇到新加坡、馬來西亞,然後輾轉到台灣高雄,再到香港,之後還要成為北歐居民。所懂的語言包括印尼語、英文、國語、廣東話,遲些還要加上丹麥語,弄中式牛枊、烤蛋糕比起弄家鄉菜還要美味。作為回教徒,她如何面對一重又一重的文化衝擊?真佩服她那份能耐。
相比於她,香港人所謂「面向世界」的能力都真是幼兒班。
想起自己所拍的短片,突然又多一重意義。
如果我選擇遲一年讀這個課程(而何生仍然會再教的話),我想推輪椅和幫我拿攝錄機的人都未必是她。
還是要珍惜眼前人吧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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